才發現川普入住白宮前早就DT IN ZHE 希臘了

今年美國大選熱鬧非凡，其中最大的看點莫過於大嘴特朗普。有國內學者打趣道，無論特朗普能否當選總統，都肯定會有人給他拍一部電影。是否有人給他拍電影不得而知，但特朗普由於自己的大嘴，招致很多人的罵聲，卻是不爭的事實。在好萊塢的星光大道，特朗普因自己在娛樂界的出色表現，而位列“星”班，這裡也成為眾人發洩對他的厭惡的重要場所。有人曾在夜裡偷偷圍著他的名字建了一圈牆，諷刺他的移民政策；筆者也曾親睹一個不到十歲的小男孩兒，一邊對著特朗普的名字豎中指，一邊對著家長的鏡頭大笑，似乎這並沒有什麼不妥。與此同時，支援特朗普的聲音也不絕於耳。

還未當選總統便能在全球攪動風雲，不得不說，特朗普真是個人物。縱觀人類歷史，有如此能耐的恐怕也不多。古典時代的雅典民主政治中，也曾誕生過一位與特朗普能量旗鼓相當的政治人物——克勒翁（Cleon）。修昔底德和亞里士多德對克勒翁的評價都非常糟糕，樂於鍼砭時弊的戲劇家阿里斯多芬更是對他恨之入骨。

阿里斯多芬

在阿里斯多芬的《蜂》中，有父子二人，父親名叫“菲洛克勒翁”（Philocleon），直譯過來就是“喜愛克勒翁”；兒子名叫“布得呂克勒翁”（Bdelykleon），直譯過來就是“憎惡克勒翁”。父子二人對雅典民主制有著截然相反的態度：父親由衷地支援民主制，哪怕鑽煙囪也要跑去參加陪審法庭；兒子則認為陪審法庭等一系列制度不過是欺騙民眾的花招，一再勸父親在家享受老太爺的生活。父親被勸動，但仍要在家裡過判案的癮，便審了一隻狗起訴另一隻狗的案子，其中發起訴訟的那隻狗影射的便是克勒翁。

在《騎士》中，阿里斯多芬架構了一個極富象徵意義的家庭，一家之主德莫斯（Demos）——即人民——擁有三個奴隸，德摩斯梯尼、尼基阿斯和剛剛買過來的帕夫拉戈尼亞奴隸。前兩者均是當時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將軍的名字，所謂的“帕夫拉戈尼亞奴隸”明顯影射的是克勒翁。劇中，帕夫拉戈尼亞奴隸更受主人德莫斯歡迎（現實中克勒翁也的確受民眾歡迎），根據神諭，帕夫拉戈尼亞奴隸將被一個賣香腸的小販擊敗，後者會成為德莫斯的新寵和雅典帝國的領袖，將市政廣場、港口、普尼克斯山、議事會、主席團等雅典民主制最重要的機構和場所都掌握在手中。小販果然不負眾望，不斷討好德莫斯，最終擊敗帕夫拉戈尼亞奴隸，成為老眼昏花的德莫斯的新寵和更合格的愛慕者。

阿里斯多芬不僅和克勒翁是同時代人，還吃過克勒翁的官司，彼此之間頗有些過節。曾與克勒翁同時效力於雅典的修昔底德也不喜歡克勒翁。儘管在後世眼中修昔底德以客觀中立聞名，他對克勒翁的憎惡卻似乎不怎麼節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個著名的章節裡，他將伯里克利和伯氏之後的政治家進行對比，稱伯里克利依靠其個人能力、判斷和品德，能夠以自由的方式領導人民，而不是讓人民領導自己，不需要為了追逐權力而無度地討好人民。而他之後的政治家，雖然才幹大抵相同，但人人爭為第一，競相討好人民，結果不惜將國家大事任由民眾處理。這是雅典內政混亂和外戰失利的根源。

修昔底德

在這些政治家中，修昔底德認為克勒翁是最激進且最有影響力的。克勒翁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第一次登場，便扮演了極為激進的角色：公元前428年，勒斯波斯島的重要盟邦密提林反叛，雅典人在攻破該城之後決定將城邦中所有的男性公民處死，將婦孺變做奴隸。這項殘忍的提案的提議者便是克勒翁。提案通過的次日，雅典人頗有悔意，希望能夠推翻昨日的決議，從輕發落密提林人。克勒翁此時站了出來，痛斥民主制不適合統治他人，雅典人太過軟弱，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帝國乃是一種僭政（tyrannis）。海上帝國統治的基礎是強力而非憐憫，只有在盟邦犯錯時給予嚴厲的懲罰才能使他們心生畏懼，從而不敢造次，無謂的仁慈只會鼓勵盟邦的反叛。在接下來的描寫中，克勒翁被刻畫成一個色厲內荏、大話連篇的投機分子，並被明確稱作“民眾蠱惑家”（demagogue）。

Demagogue一詞經過芬利的正名，已經漸漸在當下學術界失去了貶義的詞性，成為一箇中性詞，但在古典世界並非如此，尤其是在亞里士多德那裡，demagogue成了區分民主制是好是壞的標準。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列舉了五種民主制，最後一種最為糟糕，因為在這種民主制中，大眾（ple thos）是主人，而非法律（nomos），大眾在公民大會中通過的法令（psephismata）高於法律（nomos），而這一切都是民眾蠱惑家（demagogue）招致的；在依法治國的民主制中，民眾蠱惑家無從產生，但當法律不再享有至高權威，民眾蠱惑家便會應運而生；彼時作為集體的民眾將行使君王般的權力。在談到民主制的覆亡時，亞里士多德也認為，民眾蠱惑家的放肆無忌是民主制被推翻的主要原因。具體到雅典的民主制，誰是民眾蠱惑家的開先河者和代表人物呢？克勒翁。在《雅典政制》中，亞里士多德稱自梭倫至伯里克利，民眾總是選擇名聲卓越者作為自己的領袖，而在伯里克利死後，民眾卻選擇了克勒翁，而他“通過暴力極大地敗壞了風氣，他是第一個在演講臺上大聲咆哮和咒罵的人，也是第一個在做公共演說時卷袍子的人”。總而言之，他改變了雅典的政治氛圍，敗壞了民眾的風氣，導致民主制的質變，是雅典民主政治的轉折點。

亞里士多德克勒翁其人

行文至此，讀者或許已經發現，克勒翁和特朗普之間存在非常大的相似性——至少克勒翁的批評者筆下的克勒翁和特朗普批評者口中的特朗普是極為相似的。相似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語言粗鄙暴力，誇誇其談；造型乖張；對內敗壞民眾風氣和民主制；對外政策激進，信奉強權；道德水平低下。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共同之處：廣受歡迎。特朗普自不待言，雖然選戰中各種“黑天鵝”滿天飛，但特朗普的支援率始終沒有過山車般的起伏，而是緊緊咬住希拉里不放，並最終擊敗呼聲甚高的希拉里，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克勒翁在雅典那樣的直接民主制下，失去民眾的支援和喜愛更是寸步難行，不要說在雅典和希臘世界翻雲覆雨，恐怕連提案都無法在公民大會上通過。因此，修昔底德等人給我們描繪的克勒翁形象是非常值得質疑的。

例如，公元前425年雅典人在離斯巴達不遠的派羅斯（Pylos）旁邊的小島上成功包圍了一批斯巴達重灌步兵，但由於給養等方面的問題，雙方處於膠著狀態，雅典人無法有效發起進攻，斯巴達人也難以突圍。克勒翁堅持激進路線，拒絕斯巴達人的和約，除非斯巴達人歸還早先佔去的亞該亞、特羅增等地，並稱派羅斯的境況遠非人們想象的那般棘手，隨便派個將軍，如尼基阿斯，就能把問題解決。修昔底德記載，尼基阿斯順手把難題推給克勒翁，民眾也被克勒翁的狂言激怒，要求他親自率兵去解決派羅斯的問題。他眼看無法推脫，被迫接手，並稱自己不從雅典帶一兵一卒，只帶上盟邦支援的輕裝步兵和弓箭手，配合已經在派羅斯的重灌步兵，二十天以內就能解決斯巴達人——要麼殺死，要麼活捉。民眾被他的胡言亂語逗樂，那些“聰明的人”則想，要麼克勒翁能夠解決問題，要麼他戰死他鄉，橫豎不是壞事。於是，大家居然就投票同意他的計劃了！

雅典公民大會遺址

雅典人會出於對克勒翁的厭惡和輕視而投票通過他的計劃嗎？即便他不從雅典帶一兵一卒——嚴格來說是不帶一個雅典公民兵，但參與圍攻的重灌步兵和漿手都是雅典公民，而且有數千之眾。即便不考慮這些，派羅斯之役的成敗對於雅典也是相當重要的，畢竟雙方正在交戰，能在斯巴達人眼皮底下俘獲斯巴達重灌步兵，無疑是極大的勝利。真實的情況可能是，克勒翁提出了較為可行但聽起來很大膽的計劃，成功地說服了大眾，他看似無的放矢的狂言，其實都是早有預謀：提名尼基阿斯其實是為了讓尼基阿斯在惱怒之下反向提名他自己；提出自己在不帶雅典一兵一卒的情況下可以在二十天之內解決戰鬥，是因為他已經仔細判斷過派羅斯的兵力和地形等因素；而他之前拒絕斯巴達的和約，除非斯巴達人拿亞該亞等地來換，是因為他知道被圍困者中有身份顯貴之人，而一旦收回亞該亞等地，便可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對斯巴達形成威脅。更讓人起疑的是，他自稱不帶雅典一兵一卒，盟邦的輕裝步兵和弓箭手就恰恰在雅典，而且事實證明，真正打敗——或者說拖垮——斯巴達重灌步兵的正是這些輕裝步兵、弓箭手以及漿手。後者利用自己機動靈活的優勢，“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成功耗盡了斯巴達重灌步兵團的體力，擊潰了斯巴達人的心理防線。斯巴達人並不習慣這種戰鬥方式。雖然靠著他們的紀律，斯巴達人成功集結到某險關，但被斯巴達人亡國並集體奴役的美塞尼亞人靠著熟悉地形的優勢，成功抄小道從背後合圍了斯巴達人——斯巴達人再度落入當年溫泉關的境地。不同以往的是，這次斯巴達人選擇投降，保全性命。這震驚了整個希臘世界。

克勒翁成功兌現了自己看似瘋狂的諾言。這要麼是他和駐紮在派羅斯的雅典將軍德摩斯梯尼裡應外合演了一出好戲，要麼證明克勒翁不但有著高超的政治藝術、洞悉雅典民主制，而且還具備出色的軍事領導能力，利用地形優勢打破了斯巴達重灌步兵的優勢。無論如何，這都證明克勒翁是有一個有能力的政治家，而不是無才無德之輩。或許是受派羅斯之戰的影響，斯巴達人也開始採用騎兵和弓兵作戰，並誕生了一位擅長使用輕裝步兵的將軍布拉西達斯（Brasidas）。此君成功地攻佔了雅典的殖民城邦安菲珀里斯，使得馳援不及時的修昔底德本人被雅典人放逐。克勒翁親自率兵攻城，被布拉西達斯手下的輕裝步兵殺死，同時布拉西達斯也戰死沙場。

民主政治的拐點

因此，克勒翁並不像他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不堪，而是頗具才幹。他之所以遭受道德方面的攻擊，很有可能是由於他在政治風格上與之前的政治家迥然有異。但這種風格上的轉變應該完全歸咎於他嗎？答案是否定的。在《雅典民眾領袖》（Athenian Demagogues）一文中，芬利指出，在評價雅典民眾領袖這一現象時，應該儘量將道德評價和政治分析分開來，就像公元前五世紀末的“老寡頭”所言，雖然雅典的民主制看起來不招人喜歡，但該體制成功地保衛了民眾的利益，捍衛了雅典海上帝國的地位。接著，芬利列舉了雅典民主制的四個特徵：直接民主制；城邦空間的狹小；公民大會掌握最高權力；公民大會是在開放空間進行的大眾行為。這四個特徵使得每一個試圖在公民大會提議案，試圖領導民眾的政治家和演說家，都必須經受公民大會的考驗，爭取每一張選票。這種考驗是恆常的、無差別的，無論政治家的政治立場和道德水平是什麼，都要經受。因此，所有要在雅典政治領域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都是結構上的民眾領袖。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中，發展出“克勒翁式”的政治風格，似乎只是遲早的事。因為政治家在演講臺上的競爭，除了是智慧和策略的競爭，也是表演的競爭。在領導水平相差不多的情況下，鮮明的政治風格更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從而獲得人們的關注和支援。

而且，根據美國古典學家康納的研究，最早轉變傳統政治風格的政治家，並不是克勒翁，而是伯里克利。在康納看來，伯里克利既是傳統政治風格的繼承者，也是新政治風格的創造者，正是伯里克利，開始選擇以民眾為友，為沉默的大多數發聲，遠離自己舊日的上層精英夥伴，並鼓勵人們成為城邦的“愛慕者”。換句話說，伯里克利選擇同傳統的、更為平和與體面的政治風格決裂，走更為平民化的道路，克勒翁繼承而非背離了伯里克利的道路。他之所以被後世目為民主政治的拐點，多半是因為風格太過鮮明和激進。

穿希臘長袍的特朗普

反觀特朗普，我們也能看到許多相似的痕跡。他的政治主張雖然聽起來很偏激，但並非都沒有道理。他的批評者主要的聚焦點，多半也非他的政策，而是他的道德品質。但是，他是這種政治風格的創始者嗎？他要為這種政治風格的異軍突起負起全責嗎？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以誇張、鮮明、甚至有些醜陋的風格吸引眼球是網路時代的產物。網路，使得美國這樣的典型的間接民主某種程度上具有了直接民主的影子，每一個人、甚至不一定非得是美國人（比如各位跟希拉里過不去的黑客），都可以跟政治人物互動、對政治產生影響，甚至成為政治人物，對美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政治不再限於廟堂之間，溢位了傳統的話語流通渠道，湧向了每一個與網際網路聯結在一起的人。在這樣的場域中，每一個試圖在現實政治中有所作為的人，都會盡力在虛擬世界拼出頭。如此，出現特朗普這樣看似反傳統、非主流的政治人物，並不讓人意外。並且，和克勒翁相似的是，風格鮮明的特朗普很可能也預示著美國民主制的一個拐點，“特朗普式”的政治風格以後很可能會成為美國民主制的一部分。